解放军这位无冕“将圣”为何三年后被补授上将军衔

2017-05-11 13:50:38 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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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和国的第一代将帅,绝大多数都是在1955年集中授的衔。1926年参军的李聚奎,为国为民历经近30年的血火洗礼,毫无疑问,应当作为开国功臣首批荣膺将衔,但1955年授衔的将军名单中,并没有他的名字,直到3年后,他才被单独补授上将军衔。这其间究竟发生了怎样曲折的故事呢?

  主席信任嘱重托

  评衔的前提是定级,级别确定之后,评衔才有更为直观的“硬杠杠”。1950年秋,总干部管理部(1952年7月改称为总干部部)召开全体会议,朱德总司令在会上提出我军要建立军衔制度,他说,为了给“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”,“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必须建立,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”。

  经过紧张筹备,翌年2月中旬,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《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》,对评级工作提出了标准,作出了规范。因中央提出整党任务,为了使评级工作在思想上、组织上做好充分准备,军委决定1951年先行试评,取得经验后,1952年结合整党正式评级。

  1952年3月,军委再次发出《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》,明确了评定军队级别的目的是合理解决干部的待遇问题,并为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;确定了全军干部、战士的军衔级别;制定了《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》;规定了以德(政治品质)、才(业务能力)、资(资历)衡量干部现任职务以确定其级别的评级方法。是年4月,评级工作在全军全面展开。

  按照评级标准,职务为大军区副司令员、副政治委员、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、后勤部长、干部部长的,级别一般应当在正、副、准兵团级范围内确定。李聚奎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,按照标准当属兵团级别。

  1952年4月20日,军委关于李聚奎级别问题给东北军区的电报上写道:“四月十六日电悉,同意李聚奎同志暂定为副兵团级。”此时的李聚奎,刚刚从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下来。

  为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,我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毛主席从中看到了建立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性和急迫性,遂提出创办后勤学院,培养军队后勤专门人才。

  李聚奎在解放战争中,变我军后勤从取之于敌到建立稳固后方,保障了大兵团作战;抗美援朝期间,建立了打不烂、炸不垮,连美军司令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“钢铁运输线”,还将“炒面”成功运用到志愿军伙食中,为战争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。

  鉴于李聚奎在军队后勤战线上的丰富经验和显著成绩,1952年8月22日,毛主席签署命令,任命他为后勤学院院长兼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。

  毛主席对培养后勤人才的重视,时刻鞭策着履新的李聚奎。《朝鲜战争停战协定》虽已签订,但只是停战,战火尚未完全熄灭,这使他忧心忡忡,如芒在背。刚上任不到两天,他就向彭德怀副主席写信,请辞兼任的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一职。

  1964年1月,北京中南海怀仁堂,在军委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,李聚奎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 

  1953年4月6日,军委又让他兼任总后勤部训练部部长,他同样于1954年底辞去这一职务。3年里,他集中精力抓学院建设、培养优秀后勤人才,为之耗尽心神。

  无冕“将圣”挑大梁

  1952年转眼入冬,评级工作刚刚结束,评衔工作就如火如荼般紧跟着启动。从这个忙碌的严冬,一直到1955年盛夏,军衔制研究逐步深入,给开国将帅们评衔,军委和总干部部更是慎之又慎。

  在军队正规化建设稳步推进的同时,国家经济建设领域也在寻求“突围”。新中国建立后,各项建设任务异常繁重,其中,石油是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。

  旧中国几乎全靠进口“洋油”,新中国石油工业基础薄弱,帝国主义便给我们扣上了一顶“中国贫油”的帽子,嘲讽我们,妄图击溃我们建设新中国的信心。

  1955年,国家下定决心成立石油工业部,周总理亲自点将,向部队要人,连李聚奎也没料到重任会落到他肩上。当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通知他赴任时,他真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

  李聚奎确实没有思想准备,3年来,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,他埋头后勤学院建设。如今突然接到改任的命令,还是到地方工作,而且又是去非常重要并且专业性很强的石油部门工作,他始料未及,心里真有点“打鼓”。

  1946年,李聚奎在军调部工作时与夫人王惠颖及两个儿子在承德的合影。
 

  此时,距离第一次将帅授衔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。年初,彭德怀等人就关于元帅、大将、上将军衔问题给毛主席呈了一份报告,上将一栏中,李聚奎赫然在列。在主席的批点中,没有对李聚奎进行调整。按照一般性规定,兵团级干部可授上将军衔。显然,李聚奎的军衔虽已定好,但他等不到授衔了。

  自1929年参加革命,李聚奎一直没有离开过部队,对军功的期待,对自己在军队中身份地位的认定,是每一个老兵梦寐以求的荣光,当然,他也不例外。

  可是,工作需要,组织信任,更是为了扔掉扣在我们头上的脏帽子,为国家争气,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役!李聚奎二话不说放弃了授衔的机会,脱下难舍的军装,奔向了新的“战位”。

  到了石油工业部,李聚奎从小学生做起,向专家虚心求教石油方面的知识,尽管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,但还是一头扎到西北、新疆戈壁滩和东北荒原等石油工作艰苦一线搞调研,披星戴月,风餐露宿,学一路、调研一路、思考一路,整个人消瘦得害,很厉甚至昏倒在会场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很快熟悉了石油部门的情况,摸清了勘探开采石油的规律。

  1955年下半年,石油工业建设的关节点卡在了“克拉玛依值不值得开发”上,部内分歧较大。李聚奎二话不说,带着工作组到现场去,就像战争年代打仗前一样勘察地形,开“诸葛亮会”。

 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,意见趋向一致:要大规模勘探!克拉玛依油田大会战就此拉开序幕。10月29日,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原油。次年9月5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》,向世界宣告“中国贫油论”彻底结束。

  1955年9月27日,朱德等10位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,同一天,国务院举行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。在长长的共和国第一代将帅授衔名录里,并没有李聚奎的名字。这个被同僚称为红军、八路军、解放军的开路先锋、骁勇战将和“将圣”的铁血军人,虽然因为工作需要离开了部队,但此时正在像指挥打仗那样指挥石油工业建设,以此为志,无怨无悔。

  重膺将衔显荣光

  克拉玛依、四川盆地、松辽盆地……李聚奎对石油勘探开发进入了一种痴迷的状态。1958年,石油工业的“二五计划”操碎了李聚奎的心,“大跃进”运动对计划产生了不小的影响,这让向来实在的他犯了愁,为此,他和有关部门多次协调,正当他审议材料、苦苦思量之时,一个消息飞至而来:中央决定他与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对调,重回部队。

  如果说3年前离开部队时的心情是忐忑难安,如今却是纠结难舍。这些年全身心地投入,李聚奎和石油工业紧紧相连,早已决心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奉献给这份事业。

  而部队是他成长进步的地方,有亲密的战友,有难忘的回忆,但再次回到这个大家庭来,实在是太突然,还是没有任何准备。可工作的痴迷影响不了他对大局的清醒认识,在个人工作安排上,他从来不多要求,都听组织的安排。

  1958年2月,李聚奎回到部队,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。重披戎装,为他补授军衔的事也提上了军委的议程。之前他被暂评为副兵团级,按照标准,对应授予的是上将军衔。

  1955年1月16日,彭德怀、罗荣桓写给毛主席的《关于元帅、大将、上将问题的报告》,李聚奎在列。
 

  当时,评定大将没有明确的标准,但一般应当是重要武装起义的参加者、重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、主要红军部队的创建者、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及主要抗日武装的领导人、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区部队领导人、全国解放后授衔前的总部主要领导人。

  李聚奎参加了平江起义;参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;土地革命时期是红一军团一师师长,是这支“长征”开路先锋的领军人;抗日战争时期,他历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参谋长、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、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,率部参加“百团大战”;解放战争时期,他又任西满军区参谋长、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;建国后,他还参加了抗美援朝,现在又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。

  按李聚奎现在的级别和这些年在石油工业部作出的卓越贡献,资历当在上将之上。1955年评定的一些上将,如黄永胜、邓华、杨得志,过去也都在他手下当团长、团政委,评他为大将,资历上是够的。

  关于如何给李聚奎定衔,对总干部部而言,的确是一个难题。但是,大将军衔名额只有10人,不便轻易增加。组织上正准备做李聚奎的工作,他就传来话:“就低不就高,上将就行!”问题在高风亮节中迎刃而解。

  1958年2月15日,再过两天就是除夕了,举国上下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。军委一份《呈请授予李聚奎同志上将军衔》的会议文件放在了毛主席的案头,呈文道:“李聚奎同志已经中央决定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。该同志原为副兵团级,因转业而未评衔,此次调回军队工作,我们建议授予其上将军衔,当否,请批示。”主席阅后,点头称好。是年,李聚奎被光荣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。

  “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授衔时。”这是毛主席在评级评衔工作中的笑言,主席也曾即兴谈到:“金钱、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,古来如此!”

  回看李聚奎上将这段曲折的授衔经历,他以党的事业为重,从大局和全局出发,服从组织不讲条件,个人进退不萦于怀,一切听从党的安排,这就是他对待职务的态度。虽然推迟授衔,级别就低不就高,但他从未有二话。

  1984年,李聚奎在80岁时的自勉。

  他把名利看得很淡,把责任看得很重,把军队的优良作风看得很重,这高尚人格和坚强党性中迸射出的光辉,才真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光,这比衔级本身带来的荣耀更加深刻,令人清夜扪心。

  李聚奎是参加平江起义的2000多名官兵中最后一位谢世的老人。虽然他的军衔姗姗来迟,但他用忠诚和担当在党史军史中留下的美好政声和政绩,自始至终保持和发扬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本色和传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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